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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樣參加地下黨的(下)

發布日期: 2021-11-30 來源:

金沖及

  五、我入黨的特殊經歷

  要說我入黨的經過,先得簡單地講一下當時復旦大學地下黨組織的情況。

  復旦大學創建于1905年,一直有著愛國主義和民主思想的傳統。長期主持學校工作的是李登輝,他原是華僑,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復旦建校后四個多月就擔任總教習,1913年任校長。他作風和治校開明,往往其他大學中因政治原因而被開除的學生,他都吸納進復旦來(包括后來的校長章益在內),因此受到師生們的普遍尊敬。五四運動開始后十多天,5月15日,上海學生聯合會成立,擔任會長的便是復旦學生何葆仁。復旦大學的黨組織成立于1925年。據1926年7月的統計,共有黨員19人。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這年7月復旦仍有黨員7人。以后,在極端艱難的環境下,在復旦,黨所領導的愛國學生運動一直前赴后繼地進行著。

  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復旦因地處江灣,被日軍占領。學校和黨組織都分成兩部分:重慶和上海。

  一部分內遷大后方的師生員工幾經輾轉,經江西和貴州,抵達重慶北碚的夏壩,后改為國立大學。皖南事變后,在國民黨當局嚴重白色恐怖下,黨組織處境極為困難。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在國民黨統治區“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采取了多種鞏固黨、隱蔽黨的措施,如縮小黨的機構、建立互不知道的平行組織、停止發展黨員等。

  為了滿足一些先進青年對組織起來的強烈要求,1943年秋,在中共南方局青委領導下建立一個名為“據點”的組織。它的成員不全是原來的共產黨員。它既非黨的組織,也非定型的群眾組織;既沒有名稱,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又沒有一定的章程、綱領和定期的會議制度。但是它遵守秘密工作原則,“據點”之間不發生橫的來往;它的成員也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領導、有組織聯系的活動,但國民黨特務看不見、抓不著?!皳c”這個名稱是周恩來同志定的。這是在極端嚴酷的白色恐怖條件下,為著巧妙掩護黨組織、隱蔽聚集革命力量和推進革命斗爭所采用的極為特殊而有效的辦法。

  另一部分滯留上海的師生員工(包括李登輝校長在內),遷入上海租界內,幾經搬遷,后到公共租界的赫德路(后改名常德路)上課。當時有學生410人、教員44人,其中黨員12人,黨支部由中共上海地下黨學委領導??箲鹌陂g,先后有共產黨員49名。1944年7月,由中共中央華中局城工部任命張李為上海市學委書記、吳學謙等為委員,市學委所屬國立大學區委書記是復旦大學社會系學生費瑛(解放后曾任青年團上海市委組織部長,“文革”前任上海戲劇學院黨委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后,重慶部分師生員工在1946年8月才陸續抵達上海。由于情況復雜,兩部分的黨組織沒有立刻合并,到1947年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時依然如此。但雙方已相互了解,形成默契,在抗議美軍暴行和反饑餓、反內戰等運動中不分彼此、密切配合,形成實際上的統一體。這樣,建立統一的黨組織已具備條件。

  上海部分的黨組織在日本投降時有黨員11名,1946年發展到39名,1947年夏季加上新入校的黨員已有52名。他們中,土木工程系的黨員最多。

  1947年5月,中共南方局青年組決定在重慶遷往上海的黨員中建立黨支部,由史地系四年級學生金本富任支部書記,共有黨員14人。他們中,新聞系的黨員最多。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所轄上海市委學委決定將上海和重慶兩部分的黨組織合并,建立中共復旦大學總支委員會。市學委副書記吳學謙代表學委宣布:大學區委書記費瑛為總支書記,金本富(不久因畢業離校,“文革”后曾任武漢市教育局長)為總支副書記,張渝民(原上海系統)、李漢煌(原重慶系統,解放后首任青年團上海市委秘書長,不久病故)為總支委員。

  這正是我剛在復旦大學入學的時候。

  我參加中國共產黨有兩次,但不是因為脫黨或失去關系后重新入黨,而是黨的兩個不同系統的組織幾乎同時來發展我入黨。

  這兩次入黨都在1948年春夏之交,相隔大約一個月。第一次是四五月間,來發展我的是復旦史地系一年級的同班女同學卓家瑋,她是屬于南京市委上海聯絡站系統的。第二次是五六月間,來發展我的是我在復旦中學讀書時關系最密切的同學、當時在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一年級學習的邱慎初,他是屬于上海市委系統的。

  卓家瑋那時剛從南京的中央大學實驗中學畢業,在南京入黨,1947年秋考入復旦大學史地系,她黨的關系還在南京市委上海聯絡站。因為一起參加學校中接連不斷的學生運動,她對我的政治觀點和表現都很清楚。

  她來發展我入黨的方式很巧妙:因為在我還沒有成為共產黨員前,她不能先在一個非黨員面前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所以在早一些時間就先跟我說:“我們是不是一起盡力去找共產黨?如果你找到了,你就告訴我。如果我找到了,我就告訴你?!边@樣,她是以一個非黨員的口氣對我說的,并沒有暴露她的黨員身份。我當然表示十分贊成。

  過了一些時間,她忽然對我說:“有人要我們兩人入黨,你看我們要不要參加?”這個辦法確實很好:如果我表現得有些猶豫,她可以立刻說:我們還是不要去參加吧。這樣,她還是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如果我的反應十分積極,那就可以進一步談了。我當然沒有一絲猶豫,立刻表示贊同。她就說他們要我們各寫一份自傳,把自己過去的經歷、社會關系、思想變化的過程、對共產黨的認識、為什么要入黨等寫清楚。當我寫自傳的時候,她裝作也在寫自傳。

  我這份自傳寫得十分詳細,對自己經歷中遇到過的事情都寫得很清楚。

  自傳交去后,她告訴我,組織已經批準了。星期日,會有人到你家來,說是她介紹的,那就是來接關系的。到了那天,果然有一個戴眼鏡的男同志來我家。他大約比我大六七歲,在那時看起來比我年長得多,說是姓何,是卓家瑋要他找我的。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看來不是復旦的同學。我也不好問他的名字和情況。他先問問我的情況,然后說,以后他會定期到我家來的,現階段主要是幫助我學習。

  我當時興奮的是可以入黨了,至于這一天究竟是幾月幾日,我當時沒有查。而在當時嚴酷的白色恐怖下,地下黨對這類事絕不會有任何文字記錄留存下來,那是紀律所不容許的,只能在解放后憑當事人的記憶來說,有時還需要有當事人證明。我在幾十年后曾對賀崇寅(即“老何”)說過大概是1948年5月。以后,當時地下黨聯系卓家瑋的程極明(新聞系一年級同學,解放前夕擔任復旦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解放后曾任國際學聯書記處書記、世界經濟研究會副會長)說是4月??傊?,說1948年四五月間一個星期天,那是不會錯的。

  說來也巧。就在同“老何”接上關系后沒有多久,邱慎初來找我。他是1948年3月由何志禹介紹入黨的,入黨還不久,對黨的規矩還不太懂,我們的關系又太密切,所以沒有繞什么圈子,就直截了當地對我說:黨組織已經決定發展你入黨了,你趕快寫自傳。我對黨的規矩也沒有怎么懂,同他又太熟,相互間完全信任,就告訴他我已經入黨了。他大吃一驚,問我是誰介紹的,我說是卓家瑋。隔幾天,邱慎初很緊張地告訴我:組織上說,黨內沒有這個人。再多的情況,他也說不出來。我一下就慌了,急忙問他:那怎么辦呢?他說不要緊,你再寫一份自傳給我。這樣,我就寫了第二份自傳。

  6月5日,邱慎初告訴我:組織上已經批準你入黨了,會有人來同你接關系,暗號是送你一本書。翻開來,書上第一頁蓋有邱慎初的圖章,那就是。

  為什么這天的月日我都記得?并不是當時就記住了,只是因為我清楚地記得是“反美扶日”大游行那天的早晨。那次大游行的日期上海各報上都登載了,所以一查就查到了。

  到邱慎初所講的那一天,有人按照暗號到宿舍里找到我。這次來的人我認識,是新聞系二年級的同學江濃(臺灣人,他以后說過自己是臺灣的第一批中國共產黨黨員,到復旦來讀書,是為了便于熟悉大陸的情況),我前幾天剛見過。談的中間,我問他原來我加入的那個組織是怎么回事。他說:“大約是托派(那時候,對自稱是共產黨員而查下來黨組織內又沒有這個人,往往就認為是托派),不過不要緊,組織上對你是了解的?!蔽液苤?,問他這事以后怎么辦?他說:“你繼續保持同他們的關系,注意進一步觀察?!?/p>

  這些情況,“老何”根本不知道。他仍過一段時間就約好到我家里來,主要是給我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幫助我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并沒有安排我在復旦的行動任務。這種關系保持了三個月,我“觀察”來“觀察”去,始終沒有發現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有一次,我憋不住了,在學習中直截了當地問他:托派是怎么回事?他分析了一番。我覺得他講的也很正確。這下,我就更糊涂了。

  八九月間,國民黨特種刑事法庭在各地對進步學生進行大逮捕,我受到傳訊和通緝,根據黨組織要求藏匿起來。江濃找我談話時,我問他:那個組織怎么辦?他說:“甩了吧?!蔽揖蜎]有同“老何”聯系。

  上海一解放,我回到學校。遇到正擔任上海學聯組織部長的程極明,我們也是極熟的朋友。他是1946年在南京入黨的,組織關系到1949年初才從南京市委系統轉到上海市委系統。他問我:大逮捕后你到哪里去了?組織上本來準備送你到解放區去,可是找不到你了。我就把前面所說的那些情況詳細地同他講了一遍。他告訴我那個組織是南京市委上海聯絡站,同上海市委的黨組織不發生橫的聯系?!袄虾巍钡拿纸匈R崇寅,是聯絡站負責人,直接受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領導,現在是上??偣貢幪庨L,并且陪我去看望了一次賀崇寅。不久,他又告訴我:卓家瑋在建國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類似的情況,當時我還聽說過不少。組織上曾告訴我:化學系有個同學鄭某(名字忘了,只記得是個單名)是“托派”。但解放初我曾在上海市委見過他。更離奇的是:江濃告訴我,和他同在新聞系二年級的兩個同學楊本駒和吳友被一個自稱共產黨員的政治系同學吳懷書送到解放區去了,但吳懷書并不是黨員。他講了后很傷感地說:“他們兩個現在可能都關在國民黨的集中營里了?!睂嶋H上,楊本駒順利地到解放區后長期在新華社工作,改名為袁木(后曾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以后,我同他一起起草文件時,曾問他:“你到解放區去,是不是吳懷書介紹的?”他說:“是的?!笨梢娫瓉韺菓褧膽岩梢彩峭耆e誤的,同時可見地下黨當時所處環境多么復雜。

  把話再說回來:為什么南京市委要在上海設立這樣一個聯絡站?

  上世紀90年代,賀崇寅到北京來,給我打電話要我去看他,說他住的地方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由喜貴安排的,他這次來北京是來看望江澤民同志的。去后,我就問他上面提到的那個問題。他說:那是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同志在1947年4月布置給他的任務。解放后,他寫過一份材料講到陳修良布置這項工作時所講的話,并說記下的這段話經陳修良看過。

  陳修良同志當時說:“南京有不少黨員因各種關系不得不撤退到上海,其中有的是為了政治避難,有的是已經考取了大學或就業,等等。這些黨員本來都可以轉給上海黨組織的,但由于政治環境十分險惡,由南京轉來的黨員中有的面目已經暴露,留在南京很危險,轉到上海,也恐牽連上海黨組織。因此經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決定,暫時不把這些南京黨員的組織關系轉到上海,單獨建立一個聯絡站,仍由南京市委領導。這個聯絡站的任務是保存實力,而不是開展群眾工作,這一點你要特別注意。組織生活的內容主要是學習形勢和理論?!焙髞硭盅a充說明:這些黨員“只能以一個積極分子的面目出現參加一些群眾性的活動,不可暴露身份,隨便發生橫的關系?!?/p>

  這樣,我才明白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也才了解為什么“老何”每次來都只是幫助我學習形勢和理論,從來不談具體工作。有一次我向江澤民同志談起賀崇寅,說我本來只知道他叫“老何”,江澤民同志說:我那時只知道他叫老徐。

  復旦的地下黨組織系統還有不少,都沒有發生橫的關系。單以我所知道的再舉幾個例子:

  蘇南軍區在復旦也有個組織。農學院的女同學夏佩榮(解放后在農業部工作)后來告訴我:她就是這個系統的地下黨員,曾要發展上海市委系統在農學院同學中的黨員袁識先“入黨”。上海的黨組織也要袁識先參加進去“觀察”,參加后就由夏佩榮聯系。上海解放前夜,蘇南軍區地下黨這部分組織同上海市委系統的組織合并,袁識先入黨比夏佩榮早,年齡也大,就由他聯系夏佩榮。夏佩榮解放后告訴我:“本來是我領導袁識先的,一下就變成袁識先領導我了?!?/p>

  蘇南還有個茅山工委也到復旦發展組織。1948年10月決定成立上??傊?,由我也認識的新聞系同學羅我白任總支書記。在復旦大學也建立支部,由曾朝棣任復旦支部書記,在復旦發展黨員。我熟悉的新聞系同學陳方樹、練福和就是由他們發展入黨的。上海解放后,這部分黨員大體上都到蘇南地區去工作了。

  史地系二年級同學陳金燦后來告訴我:他是福建根據地的組織發展入黨的。解放后去福建工作。改革開放后,曾擔任中共福建省委辦公廳主任(也可能是副主任)。

  據說,上海局外縣工委、浙東臨委、蘇中和淮南根據地黨組織也曾在復旦發展黨員,互不打通關系。對他們的情況,我完全不清楚了。情況如此復雜,彼此間絕不打通橫的關系,有時甚至會發生誤會,如程極明組織召開一些會時,上海系統的黨組織還特地派人進去觀察他們所談的內容,準備應對。

  為什么要采取這樣特殊而又復雜的做法?因為國民黨當局特務機關實行白色恐怖的手段既兇狠又狡猾,以往有過不少血的教訓:一處黨組織被破壞,往往牽連一片,犧牲許多優秀的同志。

  皖南事變后,國民黨特務破壞各地黨組織活動的手段更加周密和毒辣。中共中央在1941年5月接連發出《關于大后方黨組織工作的指示》和《關于隱蔽和撤退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力量的指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連續開會,要求各級黨從組織形式到工作方法實行完全的轉變:各地方黨組織同公開機關脫離聯系,縮小各級領導機構,建立平行支部,實行單線聯系,各組織之間不發生橫的關系,嚴格秘密工作制度等。這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遭國民黨特務機關破壞,省委書記被捕。8月23日,周恩來致電由南方局領導的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書記方方:堅決建立自下而上的平行組織;黨員轉地方不接關系,仍由原地原人聯系。

  中共黨組織在國民黨區域遭受的一次最大破壞是發生在1942年的“南委事件”。這年5月,南委派遣到江西檢查工作的組織部長郭潛不遵守嚴格規定而被捕,并很快叛變,帶領特務逮捕正在南委駐地曲江的廖承志和南委副書記張文彬、粵北省委書記李大林、廣西省工委副書記蘇蔓等。南方局立刻決定:南委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一律暫時停止活動,防止事件繼續擴大。不久又決定南委領導取消,原有工作在南方局直接領導下重新得到發展,并采取了更嚴格的防護措施。

  由于周恩來先后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京局規定并堅持靈活多樣的活動方式和極端嚴格的紀律,整個解放戰爭期間,上海的學生運動蓬勃開展而黨組織從來沒有遭受過一次破壞,這樣巨大的成功來自以鮮血代價換來的沉痛教訓。

  再講講我第一次黨的組織生活和入黨不久后的反美扶日運動。

  我經歷的南京市委聯絡站活動,只是賀崇寅對我的單線聯系,沒有第三人在場。而上海市委系統發展我入黨后,江濃就通知我到復旦以北不遠的葉家花園(正式名稱是澄衷療養院)開黨小組會。到的一共四個人。那里人很少,坐在草地上就像聊天那樣,并不引人注意。四個人中,除江濃和我外,都是史地系我極熟的人:呂明倫、陶承先。陶承先(后改名陶牧,解放后長期在廣東辦報)是史地學會會長,平時我們常在一起,這次和我同時入黨,可以說意料之中。呂明倫卻使我吃驚,因為他就和我住在一間學生宿舍內,四個人朝夕相處。他年歲比我們大,在我眼中已顯蒼老。對他的政治態度,我當然了解,但他平時講話很少,從沒聽到他長篇大論地發過議論,不料他早是共產黨員了。

  會上主要是江濃講話,除講形勢和黨內紀律外,主要是正在展開的“反美扶日”運動。

  “反美扶日”是一個簡稱,比較完整地說就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復活。那時離抗日戰爭勝利才兩年多,創痛猶存,這個問題一提出,人們舊仇新恨一齊涌上心頭,有極廣泛的群眾基礎。運動一步一步展開,有條不紊,計劃周密,得到廣泛社會階層的支持。國民黨當局一時也不便立刻公開阻撓。

  史地系在這次運動中走在前頭。3月31日,史地學會舉辦晚會,請日本問題專家李純青來作題為《復興中的日本》的講演,列舉事實,揭發美國正在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接著又請孟憲章教授來作《日本問題》的講演。

  合作系同學出了十多版的大幅剪報,分門別類地用報刊資料揭發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的具體事實,還有漫畫,很有刺激力,在學校里引起很大轟動。

  4月1日,“繆斯社”等三團體在登輝堂演出《黃河大合唱》。由新聞系同學司徒漢指揮。他的指揮充滿激情,整個大合唱產生巨大的感染力。在學校里演出后,又開著卡車先后到交通大學和圣約翰大學演出,也引起強烈反響。這兩次外出演出,我都隨著去了。

  那時也有一些說法:你們是學生,首先應該好好讀書,不要去搞那么多活動。周谷城教授講了一句話,我至今難忘。他說:“你們第一是中國人,第二才是學生?!边@話很能打動同學們的心。

  5月4日,全市1.5萬名學生在交大民主廣場舉行篝火晚會,也請孟憲章教授做“反美扶日”的主題報告,會上宣布成立“上海市學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搶救民族危機聯合會”。我也去參加了。5月30日起,復旦的反美扶日運動走向高潮。5月30日是個星期日,這天400多名復旦同學組成30多個小隊,到南市和上海美專、立信會計學校等進行宣傳和演出,收到良好效果。

  當晚,在校內舉行五卅晚會,主題自然是反美扶日。本來安排在子彬院101大教室開。由于去的人太多,坐不下,臨時涌到登輝堂舉行(平時不經校方批準,學生是決不能到那里開會的)。這次參加會議的教授很多,有張志讓、陳望道、周谷城、潘震亞、章靳以、方令孺、張孟聞等。張志讓教授第一個發言,還有好幾個教授講了話。這在以前不曾有過。

  第二天開始,校內舉行“反美扶日周”,圍繞這個中心,每天有一個主題,如:“回憶日”“通訊日”“歌詠日”“展覽日”。這大概是模仿抗戰初武漢時期政治部第三廳的做法,顯得很有聲勢和吸引力。

  6月5日,全市學生準備在外灘舉行大規模的游行示威。復旦同學準備集合趕往外灘參加示威。集合人數有1800多人,先在校內繞大草坪周圍游行,唱著歌,喊著口號,隊伍的首尾剛好銜接。這樣的規模過去在復旦從來沒有過。大家都很興奮。

  對這次活動,國民黨當局下狠心作了充分準備來阻撓。隊伍正要出發,校門已經關閉并且上了鎖。同學們轉向校門東側的籃球場邊門出去,門外密聚的軍警已支起湯姆遜式沖鋒槍,還有裝甲車堵住大路。隊伍只得掉頭從校園北面的后門出去,繞道田野小路前進,將到大八寺時,國民黨軍警的馬隊已先趕到,堵住了前進的道路,嚷道:“今天不能進市區?!闭勁幸矝]有結果。雙方相持很久。同學們越來越憤怒,一部分同學已積壓了很長時間的憤怒,大聲叫道:“沖過去!”游行主席團(實際上由地下黨主持)比較冷靜,看清沖過去必將造成流血慘劇,并且得到消息,交通大學的隊伍在1000多名武裝軍警嚴密包圍下已改為校內示威游行,市區內各要道密布軍警,大多數學校的隊伍也沒有能到達外灘集合,便果斷決定將隊伍全部帶回學校。我一直在隊伍里,有過以往的經驗教訓,明白這個決斷是完全正確的。

  但隊伍也不能回到學校就解散了,那樣對士氣是不利的。所以回到校內后,大部分同學在新聞館前小廣場上集合,由游行主席團講話,還由新聞系一年級同學演出活報劇,一個高個子(梁增壽)演美國人,一個矮而戴眼鏡的(武振平)演日本軍官,表演他們之間的相互勾結?;顒咏Y束后,隊伍才解散。同學們在這次行動中受到深刻教育,又避免了重大損失。周谷城教授也對同學說:“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是長期的斗爭,不能認為游行沒有成功,就是運動失敗?!?/p>

  這時已近暑假。校方匆匆忙忙地結束本學期的課程,提前宣布放假。相當多同學回家。留校的人大大減少。我家在上海,也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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